書法為我國特有之美術，凡美術有主觀、客觀之分：東洋多主觀，西洋多客觀；此東、西之大界也。譬之於畫，西人力求形似，體物狀，寫風景，均以形似為歸，如出一轍；東方人則務在表現個性,似與不似非所計也。畫之外包含甚廣，畫之中其個人之精神寄焉。凡我國之美術皆如此。講求美術者應具有高尚之胸襟，超遠之見解，真摯之同情心；明眼見到，妙手擒來；求之多日不能得這，一旦不期而自至；能者不覺其難，不能者苦心焦思而無所用之也。試觀我國詩、文、詞、曲、書、畫、篆刻各家成名而去者，有不以表現個性為極則者乎？彼描頭畫角，亦步亦趨者縱可成功，品終居下。雖然，性情、懷抱得自先天，學養不無少效，終難盡易；此無可如何之事，亦吾人引為憾事者也。
學書者天資與功夫二者不能偏廢。天資未可勉求，功夫當反求諸己。思想而外，手、眼之用為多。博觀古今碑帖，名人法書，究其執筆、用筆、用墨之方，結體、分行、布白之法，用眼者也。果心焉好之，一意於此，未有不日進有功者；故多寫多看，人十己百，實為不二法門，無他謬巧也。鄧頑伯客梅氏八年，每日昧爽即起，研墨盈盈，至夜分墨盡乃就寢，寒暑不輟；有志之士其勉之哉？
書雖小道，立志不可不堅，不可不高。立志學書，當先認定種類，篆、隸、分、楷、行、草，擇性之所近者學之。然後選定碑帖，專心摹寫其中數十字，一月後乃改為臨仿。每習一碑，多或三年，少則一年，無間寒暑；既有進境，乃易同類他碑。不可見異思遷，作輟不恆，故立志必堅。取法乎上，僅得乎中；篆書學斯翁，結果未必勝包、吳；若學陽冰，又當降一等矣!
況志氣不高，胸襟即不開展，意興因而蕭索，影響於進步甚大；故立志又必高。
擇師有二說：一師古人，一師今人。古人遠矣。其精神所寄在碑帖，慎擇而時習焉；又必究其用筆、用墨、結體、分行之法。求習字之師，似易實難。能者秘不示人，不能者不足相益，且有引人歧途之懼。觀包世臣述書可知求師之不易。雖然，三人行必有我師，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則古今墨跡皆我師矣。學者宜隨處留心，詳加參究。又觀人作書較觀墨跡，得益更多。苟遇名家，不可交臂失之。
漢人碑刻，書者多不署名，名跡雖多，莫能定其誰屬，惟覺各極其妙，各極其趣而已。
隋代以前石刻有人名可考者，南朝以《瘞鶴銘》之陶貞白為第一，《蕭?碑》之貝義淵次之；北朝以雲峰山諸刻之鄭道昭為第一，《華岳廟碑》之趙文淵次之，久有定評。此外《嵩高靈廟碑》之寇謙之，《孫秋生造像》之蕭顯慶，《始平公造像》之朱義章，《石門銘》之王遠，《吊比乾文》之崔浩，《李仲璇修孔子廟碑》之王長儒，《太公呂望碑》之穆子容，《報德像碑》之釋仙均甚有名，尤以陶、鄭為足稱。長洲葉昌熾雲：“鄭道昭，書中之聖也；陶貞白，書中之仙也。”又雲：“鄭道昭雲峰山上下碑，及《論經詩》諸刻，上承分、篆，化北方之喬野，如篳路藍縷，進於文明。其筆力之健，可以專 ??
犀兕,搏龍蛇，而遊刃於虛，全以神運。唐初歐、虞、褚、薛諸家皆在籠罩之內，不獨北朝書第一，自有真書以來一人而已!”誠哉是言。
王羲之書名千古，宜無可論，實則碑刻無傳。《蘭亭集序》聚訟紛紛，閣帖棗木所刻，輾轉翻製，面目已非；時至今日，宜有異議矣。
唐初歐、虞諸家，工力悉敵，各擅勝場。王知敬《衛景武公碑》亦足追蹤。其後有李邕、顏真卿、徐浩、柳公權均屬大家，為世膾炙。吾國學術，至唐皆臻發達，書法亦然。有唐一代之書，蔚為大觀，其勢力至近代北碑代興，始漸減退。
窮則變，變則通，一定不易之理也。書至唐而極盛，趙宋難乎為繼，其道窮矣。蘇、黃、米、蔡諸家，遂不得不另出手眼，宋詩之於唐詩，同此一例，蓋時為之也。茲數人者，承唐之後，各樹一幟，皆稱大家。
綜觀書法遞演之史，南北朝最稱複雜，亦最多變化，猶子學之於戰國也。李唐天下承平，書亦有雍容氣度，宋、元、明三朝各極其變，各有其妙。清代學術挹前古之餘波，而各有其一體，書法亦如之。學者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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