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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任父小像

 


任伯年枝頭小鳥銀座美術館藏品

 

  據說,晚年的任伯年頹唐潦倒,一邊吸食鴉片,一邊又懶於下筆,生活入不敷出。期間,有一個叫張紫雲的鄰居,因為用紫砂捏制鴉片煙鬥而出了名。頗受啟發的任伯年,開始利用紫砂炮制各種器皿,並鐫以款識。之後又捏塑他父親的小像一尊,神采奕奕,備極工致。不過,由於日日迷戀而荒廢了畫事,以致到了無糧入炊的田地,憤怒的妻子把案頭所有的器皿擲地而砸,只有他父親的那尊小像幸免於難,此尊小像於今年中國西泠春拍中以368萬元拍出,它的出現讓人們不禁回憶起那段心酸往事。


  與文獻相符的是,《任父小像》確實是任家僅存的一件泥塑,另一件鐫有《雙龜圖》的紫砂壺因為早早贈予好友吳昌碩而同樣得以幸免,現藏西泠印社。《任父小像》最早影印發表於1939年《任伯年百年紀念冊》的扉頁,並且數次作為任伯年紀念展的展品之一,如果我們註意到這件小像在展覽廣告中居於首要的位置,以及作為1928年《美術界》的封面,就可以猜想民國人對它的重視程度和好奇之心。《任父小像》通高80公分,人物蜷坐於石中央,右手倚書一函,因此上下身成左右掎角之勢。全身從辮子到衣褶等處均以遵照寫實為重,但近看又顯得手法灑脫,以至於延續到雕像的底部即與英石接觸的部分,尤有粗粗捏過的痕跡。只有頭部較為刻畫,五官神情細致不茍,看起來比身子光滑而富有包漿雖然這種特點讓人想到任伯年同時期的畫風,但是這並不能使之武斷地相連。


  讓人驚嘆的不僅僅是這尊知名的小像,而是在遺物中尚有一件如拇指般大小的小稿,與小像出於同種材質,並且尚未在之前的任何文獻中提及。如果我們將小稿與成品相比,知道任伯年在最開始就確定了小像大致的比例和蜷腿而坐的姿勢,因此英石的材料很可能最早出現在創作之初。不過,小稿中的人物雙手抱於腿上,身體自然地垂直於地。而在成稿中,因為加了右手邊的書函,所以上半身微微向右側依偎,雙腿與左手則向相反的左側傾斜,以至於使得人物的姿勢更加開放在傴僂的背部即成事實的情況下,這樣開放的姿勢讓人物顯得並不過分蒼老,而上半身與寬大的衣褶一道托起了頭與頸,似乎緩解了它們下垂的趨勢,稍昂的頭部也因此克服了頸部太短的劣勢。比之小稿,這位傴僂著又垂直而蜷的老人並不讓人覺得消極、孤獨,成品的調整是在尊重事實對象的前提下顯得古典而自然。


  這樣看來,這件泥塑絕不可能是因為制作紫砂器而炮制的唯一一件成品,大量的半成品很可能毀於任伯年自己的手中。另一種文獻對晚年的任伯年遲遲不肯下筆的懶散情況進行了更加詳細的描述,講他平日裏無精打采地,往往需要極長的時間構思,直至抽了鴉片後頓有靈感,便一躍而起於紙邊,頃刻間完成畫作。這些表明,任對自己的畫作總是精益求精,許多復雜的問題都在胸中完成,同樣,泥塑中的任伯年並不在風格上等同於繪畫中的任伯年,卻一定因循了這種過分“謹慎”的習慣。這件泥塑的頭部確實與文獻記述的那樣,脖子以上的部分是在斷裂後再重新接上的。


  小像中的任父,名鶴聲字淞雲,是位讀過書的米商。任堇說其祖父“不茍仕宦”,所以“且讀且賈”,又說他“善畫,尤善寫真術,恥以術炫,故鮮知者。”傳說任伯年十歲左右,任淞雲叫他逐一記下來訪者的姓名,任伯年雖然忘記了,卻信手畫下訪者的畫像,其父一看便認出了。毋庸置疑的是,任伯年早年受到了父親在畫藝上的熏陶。現存的任淞雲《擊磬有魚圖》可以看出其掌握有中國傳統人物畫的技法。風格上摻有清中期揚州畫派與早期海派的路數,雖然格調並不接近於傳統的上等文人。由於可資利用的實物材料太過稀少,我們並不能武斷地說任伯年塑像與任父的寫真功底有甚麽確切的傳承關系。雖然與大多數父子書畫家的情形類似,《擊》圖上的款署與任伯年早年的書風多有旁及,不過,與其說《擊》圖對任伯年早年畫風的影響,不如考慮的是時間上的風格過渡從胡錫珪到姚梅伯,從費丹旭到胡公壽,技法的因素也占有很重的一塊。


  在任伯年去世不久的紀念展中,這座小像主要是以睹物思人和傳統孝道的形式出現的。在近幾十年的任伯年的研究當中,小像的形成又被歸咎於民間藝術的範疇,這或許是由於一定的學術環境所致。事實上,在明清時候,以紫砂制作器物不僅成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不斷融為金石學的一類旁支。就像吳昌碩為沈石友作研銘,甚至偶爾也親自操刀,任伯年將書畫放到紫砂器皿中,也可能是他靠向金石傳統所作的有意無意的努力。在任伯年所存的畫跡中,既有34歲時所繪的《任淞雲讀書圖》,也有與之姿勢類似的其他人物畫像,都可與這尊小像互相印證。不過毫無疑問的是,小像的比例和姿態讓人感到更為逼真在我看來,它似乎更接近一件成熟的雕塑作品。從這個角度說,這件小像可能是任伯年傳世的唯一一件西方藝術形式的作品文獻中記載任伯年早年在土家灣學習西畫,但是並沒有素描或其他西方材料的畫作流傳。


  任伯年與西方藝術的


  關系一直是讓史學家著迷的難題。最近從王個簃家散出的手稿裏可以獲悉,王個簃在回憶吳昌碩的劄記中,不僅否定任伯年學過素描,認為任伯年和吳昌碩一樣,並沒有受到西畫的影響。然而從實物來看,任伯年在最早年的寧波時期即有用類似炭筆打底的畫作存世,而且這種現象一直延續到其最後十年的畫作之中,尤其在任伯年較為陌生的題材或構圖裏。不過,在任的好友姚梅伯,以及稍晚時候的任預畫作當中,也偶爾發現類似的情況。總之,這些難題反而為這件獨一無二的《任淞雲塑像》加添了重要性的籌碼如果我們真想要接近事實的真相,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去翻翻他的畫稿,悉心去了解每件作品的狀況,在他天才的筆墨面前得到滿足。這既是任伯年丟給以後畫家的難題,也是他留給世人的寶貴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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