卯邲甗
子曰：“週監於二代，鬱鬱乎文哉，吾從周。”(《史記》)我對西周文化特別是金文書法亦情有獨鍾，算是與孔聖人一種心靈的契合。
《大盂鼎》《史墻盤》《散氏盤》《毛公鼎》……已成為我終生鍾愛和研習的對象。
我的思緒時常不由自主地穿越時空游弋遠古金文書法發展的輝煌時代———西周。
西周“制禮作樂”，是一個“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的大時代，我們從《尚書》《詩經》《周易》《禮記》《史記》等典籍中，不難管窺到中國美學思想的基本觀念和範疇均源於西周。
其“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敬天保民”的社會觀念，宗教禮儀的文化製度，形成了中國美學以德為美、重視人格、推崇生命精神的審美取向。
《易經·繫辭》雲：“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所謂“形而上”主要指審美思想範疇，“形而下”主要指審美物態範疇。
審美思想與審美物態相互作用下派生出審美文化，審美文化則是介於“道”“器”之間的文化形態。
通過分析西周金文書法所凝結出來的藝術成果，我對西周金文書法審美文化做一探研。
一、自由與規範相互交融
審美是一種自覺自願而又自由自在的活動。
審美活動的對像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審美活動的過程和性質具有“實踐性和社會性”。
但作為審美對象的情感符號和文化產品，又須有一定的法則和規範才能夠得到普及和推廣。
西周的“制禮作樂”使人們的行為達到了空前的規範。
西周金文的形體起初也完全沿襲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風，象形程度比較高。
如《卯邲甗》銘文中“雔”(chóu)字，一看就知道是一雙鳥兒並行的形象，引申為伴侶、匹配。
有的文字彎彎曲曲的線條很多，筆道有粗有細，並包含不少呈方、圓等形的團塊。
到康、昭、穆諸王時代，字形逐步趨於整齊方正。
共、懿諸王之後，金文形體趨向線條化、平直化，書法風格整體上呈典雅、雍容、隆重的風範，這符合週人審美文化的趣尚。
青銅器作為祭祀的神壇禮器，是在最神聖的時刻呈現具有像徵意義的標誌性器物，其壁內的銘文更是記錄這一樁樁重要事件的傳世載體。
我們用宣王時期規範而整飭的《毛公鼎》銘文與厲王時期灑脫而自由的《散氏盤》銘文之間趣味變化的文化背景做一個比較。
《毛公鼎》銘顯然是儒家禮樂規範的符號，其篇幅巨大，字數繁多，銘文整體觀之有洋洋恢宏之感，使人耳畔彷彿響起孔子“鬱鬱乎文哉，吾從周”的讚嘆。
近代書家李瑞清在《李瑞清論書》中對《毛公鼎》極為推崇：“《毛公鼎》為周廟堂文字，其文則《尚書》也。學書不學《毛公鼎》，猶儒生不讀《尚書》也。”由此可見《毛公鼎》在書法史上的傑出地位和中國文化史上的重要價值。
就章法而言，疏密有致，成行成列，更顯示出周代審美文化追求整齊、規範的特有面貌。
週人的進退有節，“莫不令儀”鮮活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細審其書法，轉折自如，圓融婉通，字略修長平整，靈秀自然中不失規矩嚴謹，氣色溫和，筆勢穩妥，處處彰顯出彬彬有禮之貌。
吟其文則能身臨其境：“王若曰：'父歆！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句謂“英明的文王、武王，偉大的上天能施予他們長久的充足的德”以及“配我有周”，無愧于週這樣的偉大國家。
一種維護法則、敬仰上蒼、追求秩序的自發傾向和文化心理一覽無餘。
而《散氏盤》銘文則表現出道家超越禮樂規範的返璞歸真和天然成趣。
它一反金文規整均勻的格式，寬博欹側，章法恣肆狂放，率性適宜，初看好像雜亂無章、粗率佻脫，但細品味，便會逐漸體會到其集率意與穩健、稚拙與老辣、空靈與凝重、粗放與含蓄於一身的妙趣。
既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書之流暢，開“草篆”之端。
李澤厚《美的歷程》中言：“藝術與經濟、政治發展的不平衡……民作凋敝、社會苦難之際，可以出現藝術高峰；政治強盛、經濟繁榮之日，文藝卻反而萎縮……這是常見的現象。”顯然，《毛公鼎》銘文可以說是在政治強盛、經濟繁榮之日所作。
周宣王中興，外臨同犬戎、西戎、淮夷、荊楚等民族劇烈的民族衝突，內有諸侯權力膨脹、階層矛盾依然緊張之患。
宣王在採取硬性控制的同時，亦採用和諸侯、睦萬民，內賞功勳、外建諸侯等手段軟性控制，穩固社會秩序，使國家得到中興穩定，反映在鐘鼎銘文上也規範整齊。
郭沫若曾說：“《毛公鼎》銘全體氣勢頗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風烈。”(《西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而《散氏盤》銘亦是民作凋敝、社會苦難時所為。
厲王時期時局動盪不安，規範就顯得軟弱無力。 社會秩序的無規則反倒解放了思想，書者更加率意，因此成就一代名盤。
從兩則銘文看，藝術的“高峰”與“萎縮”似乎不能簡單地用政治、經濟的繁榮與社會苦難做衡量。
我們循著西周金文脈絡看，基本上遵從著“自由—規範—規範—自由”的發展規律，審美趣味也是隨著時代更迭而適應了不斷更新的辯證需求。
亂世出精品，盛世亦出精品。
這使我對王羲之在“天朗氣清，惠風和暢”情況下寫就的《蘭亭序》與顏真卿在“撫念摧切，震悼心顏”情況下揮就的《祭侄文稿》之境界不同的文化價值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認識。
顯然，《毛公鼎》《散氏盤》這兩種不同的美學傾向，其交相更替的發展變化不僅使書法審美文化顯得豐富多彩，兩者的藝術價值也顯得各具風姿。
二、壯美與優美相得益彰
西周銘文內容宏富，反映了西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
而戰爭和祭祀並列為國家的兩件最重要的事項。
《左傳·成公二年》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因此，週人在“制禮作樂”中，選擇了“崇文尚實”的文化取向，週器紋飾更趨簡潔素雅，而銘文卻趨繁複恢宏。
如康王時期《大盂鼎》銘文291字，共王時期《史墻盤》銘文284字，厲王時期《散氏盤》銘文375字，宣王時期《毛公鼎》銘文497字，遠遠超出殷人銘文數量。
這些銘文以優美的線形、壯美的氣勢，集中反映了周人典雅、雍容的審美風格，洋洋灑灑，嘆為觀止。
事實上銅器審美價值和意義更多地凝結在銘文上。
在西周，銘文系統成熟的語言文字無疑進入文明時代，但在精神文化層面上，週人則仍在自然神與祖先神的壓迫下跋涉，在野蠻和崇力的狀態下徘徊。
這無疑是“天人合一”“敬天保民”真誠信仰的結果。 銘文中崇尚天命的語句俯拾即是。
如《毛公鼎》銘文：“丕顯文武，皇天引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句謂“天眷顧有德之人，有德者必配天，無德者不會得天之保佑”。
透過銘文我們可見周王大多修德慎行，兢兢業業，不敢懈怠，恐天命有所失墜。
尤其是康王遵文武之道，天下安寧，刑錯四十餘年不用。
這與《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大意亦同：“侯服於週，天命靡常……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一則為官方銘文，一首為民間小曲，均表達了“天人合一”“敬天保民”之旨。
《史墻盤》銘文則是一篇以四言為主的長篇頌辭，遣詞斟酌，謀篇合理，極具文學色彩。
說文王“匍有上下，會受萬邦”，武王“遹徵四方，達殷畯民”，昭王“廣能楚荊，唯煥南行”。
近乎後世的排比句，讚美微氏先祖，說高祖“靜幽”，乙祖“通惠”，文考“舒遲”，既符合實際，又避免重複，放聲吟誦，旋律優美，氣勢磅礴。
縱觀金文書法工整秀麗，可謂臻於極致。
特別是字的排列佈局，由於字數繁多，被均勻地分為前後兩半，各九列，上下左右均十分平齊，成兩個對稱的長方塊狀。
而且縱成列，橫成行，一絲不苟，彷彿一支整裝待發的軍隊方陣。
此銘文洋洋灑灑284字，娓娓向我們歷數從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一直到共王的文治武功，跨度二百餘年。
每觀《史墻盤》銘文，一幅宏大的歷史長卷便展現在我的眼前。
《虢季子白盤》與《毛公鼎》同屬宣王時期，亦是一篇韻文，語言優美、洗練，韻律天成，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
觀其銘文用筆從容、嫻熟、灑脫而又輕鬆，充分體現了篆書的“篆引”的感覺；從結體上看，字中有錯落，大小有參差；而章法疏落猶“大珠小珠落玉盤”，既平正凝重又流動瀟灑。
這種近似“小篆”的婉轉圓曲，使我想到了春秋戰國時的《石鼓文》。
然而，每次臨摹除了聯想起北征大將軍尹吉甫麾下那位將領虢季子白在戰鬥中因斬敵五百，俘敵五十戰功卓著，“搏伐狁於洛之陽”凱旋後，宣王親手將一個特製的大銅盤贈送給他的場面外，耳邊還總會響起北伐路上士兵出征前後兩種心情唱起的幾首歌子：“我出我車，於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詩經·小雅·出車》)過去，由於狁人的侵擾，所以士兵們北伐的鬥志格外旺盛。
當時正值酷暑，將士們頭頂烈日，站在奔馳的戰車上邊走邊唱。
有的唱道：“六月栖栖，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狁孔熾，我是用急。王於出征，以匡王國。”(《詩經·小雅·六月》)意思是說，六月盛暑，軍馬不息，各種戰車，都已備齊。
四匹公馬，強壯無比，日月軍旗，車上樹立。 狁勢盛，犯邊甚急，出征將士，戒備警惕。
周王興師，安邦保民。 士氣可謂旺盛。
然而，半年後北伐勝利返回途中，兵士們卻唱起憂傷悲壯的歌子：“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詩經·小雅·采薇》)句謂北伐勝利了，轉眼半年過去，此時雖然殘冬已盡，但在北國的荒原上，依然逆風凜冽。
當我們從軍遠征時，看著楊柳的飄拂，心情是那樣地激動。 今天得勝返回，卻是迎著紛紛的雨雪，心灰意冷。
我們忍飢挨餓，告別戰死疆場的同族，怯步返程。 得勝而歸，要與家人團聚，為什麼悲傷起來？
原來通過這場戰爭，只有像虢季子白這些立功的將士能得到天子的賞賜和嘉獎外，大多數兵士則要繼續回到他們的主人那裡，供人役使。
每觀此銘文，心情極為悲壯。 周代的青銅紋飾及銘文共同構成了一道獨特的優美與壯美的藝術長廊。
三、通俗與典雅相互滲透
“俗”與“雅”是兩個相對的審美文化範疇。
關於“雅”，東漢劉熙《釋名·釋典藝》釋：“言王政事謂之雅”，即正統的、正規的、官方的審美文化現象。
關於“俗”，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上行謂之風，下行謂之俗”，即與官方正統文化相對的、通俗的、大眾的、不規範的審美文化形態和品格。
縱觀中國古代史，幾乎任何一種藝術種類的發展都會經歷由“俗”而“雅”，由民間而宮廷的發展過程。
週人的詩最初也是各國的民歌，有不少“桑間濮上”的“靡靡之音”，後經宮廷的採集、官方的整理、知識分子的修訂，逐漸確立起“經”的地位，以至於達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的境地。
《楚辭》《紅樓夢》等，均是“由俗變雅”的典例。
西周金文同樣有俗、雅之分。
一些鴻文重器銘文可以代表當時的正體，權當“雅”；一些小型器物寫得比較草率的銘文，則反映了當下“俗”體。
上世紀60年代陝西武功縣出土的兩件師員簋蓋，大約是恭懿時器，為同人同時所作，銘文內容相同，一件寫得規整，比較“雅”，一件寫得草率，偏向於“俗”。
而其反映的文化心理即是一個規範拘謹，一個自由率真。
銘文中的“宀”旁，規整的一件作“”，草率的一件作“”，應是正體和俗體的不同，也可作雅俗之分。
在後來的銅器上，就是那些字體很規整的銘文也大都把“宀”旁寫作“”，俗體就變成正體了，進入雅的行列。
一則銘文尚且如此，一個時代眾多的銘文又更況何。
我們分析一下《大盂鼎》，其銘文是西周早期金文書法成就最高的一品。
結字嚴謹、莊嚴，充分錶現出金文澆鑄時產生的金石之氣，其筆劃形態變化多端，有豐中銳末的，有側鋒入筆、收筆出鋒的。
最大的特點就是肥筆的運用，瑰麗譎奇，整體佈局既疏密有致，又井然有序。
然而，起初線條彎彎曲曲且包含不少呈方、圓等形的團塊“隨體詰詘”作為“雅”的符號，再後來，隨著書寫性的需要，這種“雅”反而成畫蛇添足之“俗”。
由繁入簡，除掉“團塊”使筆劃線條化、平直化，這實際上是一次有進步意義的變革，既大大提高了書寫的速度，又反映了周人追求崇文尚實的文化審美觀。
從西周中期前段、穆王前期的《伯定盉》看，雖然還殘留著個別“團塊”，如“定”字，但字形線條整體上已經均勻規範。
雅俗共賞是一種文化理念，它是一種充滿著張力、衝突的動態過程，只有在歷史與現實、文化與生活、社會與自我的深層碰撞中，才會產生雅俗共賞的作品。
四、奇肆與圓曲相依相存
任性奇肆是自然的本色，一種平淡、天然的美；圓曲內斂是人為的結果，一種處心修為的美，而審美和藝術也便在兩者之間尋找著自己恰當的位置。
實際上任性奇肆與圓曲內斂有一個交相更替、相互制衡、包容共處的過程。
書法亦然，如果永遠地任性奇肆下去，文字只能停留在龜甲獸骨鍥刻的原始階段，就不可能有後來的商周青銅銘文；如果讓文字在青銅尊鼎上圓曲內斂下去，文字的適用性從何談起，就不可能有後來的隸行草楷諸體了。
因此，“初發芙蓉”比之“錯彩鏤金”，美的境界各領風騷。
事實上，美學境界也不可能永恆不變，由奇肆到圓曲不過一路之隔，由時尚到荒寒分明近在咫尺。
整個西周的金文既有規範、整飭、美觀、大方的所謂圓曲的“館閣體”，也有自由、輕鬆、活潑、浪漫、個性張揚的所謂奇肆的“流時風”。
一般說來，當儒家思想在社會意識形態或創作主體身上佔據主導地位時，審美活動在內容上便呈現出一種注重群體實踐、干預或美化現實的功利主義傾向，注重規則的圓曲內斂而華麗的美；相反當道家思想居於主導地位時，文學藝術在內容上便呈現出一種尊重個體價值、美化自然的非功利主義傾向，強調的是天然而淡泊的美。
西周金文書法從縱向的角度上講，它是沿著一條由晚商風格向西周宗周書風演變的過程，晚商時期奇肆自由書風直接影響了西周以及後來的金文書法的表現形式。
西周青銅器銘文最早出現在武王時代。
作為朝廷的禮樂制度的一部分，周朝在滅商之後明顯繼承了商的典章制度，因此在金文書法上承襲晚商的風格傳統便順理成章。
所不同的是，作品用筆線條隨著宗周審美意識的滲透逐步變得圓曲起來，這無疑與週人的人文性格有著直接的關係。
“紂既囚文王，文王之長子曰伯邑考，質於殷，為紂禦。紂烹以為羹，賜文王，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皇甫謐《帝王世紀》)這可謂週人圓曲深沉性格的重要表現。
一個區區小國，居然可以完成剪滅像殷商這樣龐大國度的任務，沒有這種深沉與圓曲的處世本領是無法完成如此偉業的。
在西周的金文書法風格上，這種從本質上圓曲深沉、崇尚規範和秩序的性格也開始大放異彩並一直影響到今天。
崇尚規範，從銘文中得到完美的體現。
周宣王時太史籀曾作過一部後來叫《史籀篇》的十五篇大篆字書，作為教授學童識字所用，學童的來源則是各諸侯國。
據《周禮》載成王八歲入小學，先修“六書”與書寫技能綜合訓練。 從娃娃做起，足見先賢的智慧與遠見卓識。
也是在這一時期的最後幾十年裡，也出現了像《散盤銘》《圅皇父簋銘》等所謂的任情奇肆的作品。
單從藝術角度看，草意傾向實際上是民族心理、思維方式的嬗變，而作為地方諸侯鑄銘這些作品的開始出現，反映出西周最後的幾十年時間裡，禮樂制度儘管未至於崩壞，但事實上已開始出現鬆動了，而藝術在反映社會人文上便不經意呈現出來。
此前青銅器銘文只是出現在周王的冊命和賞賜中，幽王后期的幾十年對朝政的荒廢，“烽火戲諸侯”的一系列鬧劇的上演，難免造成了社會人心渙散，在金文書法風格上直接反映出人們挑戰原有的崇尚規範和秩序的心態。
由此說來，書法的變化必定與當時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變化息息相關。
只有很好地研究那個時期歷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和理解每一種金文書寫者的原創力及精神內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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