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很特別的瓷器大清乾隆年製－Alan點茶 ( 茶茶道具宗教歡喜生活)

一件清代外銷瓷器

廣彩

「廣彩」有兩層意思，廣義的一種是「廣州彩繪瓷器」，即廣州地區的低溫釉上彩繪瓷器，它是將景德鎮所產素白釉瓷，販運到廣州，以此為胎，施加彩繪後入爐烘燒而成的釉上彩繪瓷器，《陶雅》載曰：「其器購自景德鎮，彩繪則粵之河南廠所加工者，故有河南彩及廣彩的名稱」。狹義的一種是「廣州織金彩繪瓷器」，是指在彩繪瓷器的過程中，借用了緹花絲織物中的「織金」手法來施加彩繪，或施加彩繪後具有織金手法所取得的織金錦效果的廣州彩繪瓷器。「織金」既是早期緹花絲織物的編製技藝之一，也是明代南京所產雲錦的一種，是因錦緞上的花紋全部用金線或銀線織出而得名，也叫「織金錦」，主要用於鑲滾衣邊、帽邊、裙邊和墊邊等。廣彩瓷器中，用織金手法施加彩繪或施加彩繪後具有織金錦效果的紋樣，也多用來作邊飾、圖案間的分隔、主題紋飾的輪廓等等，對所裝飾的瓷器，起著調和統一全局色彩的作用，顯得富貴典雅、華麗高貴、氣派非凡。

廣彩瓷器的燒製與同時期的其他低溫釉上彩繪瓷器（如五彩、粉彩、琺瑯彩等），基本上是相同的，爐溫一般控制在700℃～800℃左右，根據不同產品及爐內結構控制爐溫升降，只有在適當的爐溫中烘燒成的產品，才會顯得色彩豔麗而明亮。之所以單稱之為「廣彩」，因為它是粉彩的變異品種，它獨特的題材內容，別致的裝飾手法，均具有自身的獨特風格；它的發展變化或者說它的風格特色，是隨著客戶的需要而逐漸形成的。

「廣彩」開始生產於康熙晚期至雍正時期，成熟於乾隆嘉慶時期，繁盛在道光咸豐光緒時期，已有300多年的歷史了。

康熙雍正時期的廣彩瓷器與景德鎮的粉彩瓷器差別不大，因為廣彩瓷器的彩繪匠師、彩繪顏料以及素白瓷等都來自景德鎮；施彩技術及彩繪紋樣基本上是依照景德鎮的釉上彩繪瓷器來燒製的，偶有「紋章瓷」等的來樣加工，以紅、綠為基本色調，色彩較為淡雅，金彩一般使用較少，即使有金彩也只施於器物口沿處的錦帶或描繪錦地，尚未形成「廣彩」的特色，若無織金裝飾則多近於江西景德鎮的彩繪瓷器，色彩較為單純。

乾隆嘉慶時期的廣彩瓷器，從廣州地區其他民間藝術中吸收了很多的營養，同時受到西方外來藝術的影響，開始形成並且逐漸顯現出獨特風貌，生產逐步屬地化，表現為開始使用廣州本地改配或自製的、適合西洋人需要的彩繪顏料，如西紅、茄紫、粉綠、鶴春色等，金彩的使用逐漸增多。繪畫方法除沿用參考傳統彩繪瓷器的技法外，開始仿照西洋繪畫的方法。紋樣題材逐漸擴大，來樣加工大量出現，單純的西洋風景畫題材開始出現，圖案設計，富有吉祥意味，豪華而不奢侈，生產相當繁盛，發展已經成熟。

道光同治光緒時期，廣彩瓷器的製作工藝達到最繁盛的階段，完全形成自己的獨特風格，顏料色彩增多，從前一時期的幾種增加到十幾種，使彩繪更加豐富豔麗，尤其黃色彩料大量使用，金彩倍增，形成絢彩華麗、金碧輝煌、熱烈清新的特點。瓷器的造型和裝飾的花紋，既汲取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工藝，又吸收了歐美的藝術精華，使零碎、分散、單獨的紋樣聯合起來，成為連續的圖案，或為完整的構圖。構圖複雜、繁而不亂、紋樣豐滿、密難行針，真正達到了緹花絲織物「織金錦」的藝術效果。

「廣彩」瓷器是專供外銷而生產的，它在廣州施加彩繪的裝飾，是為了滿足歐美等國商人、使用者的不同需求。《竹園陶說》云：「海通之初，西商之來中國者先至澳門，後則徑趨廣州。清中葉海舶雲集，商務繁盛，歐土重華瓷，我國商人投其所好，乃於景德鎮燒造白器，運至粵埠另雇工匠，仿照西洋畫法加以彩繪，於珠江南岸之河南開爐烘染，製成彩瓷，然後售之西商」。因此，從「廣彩」的獨特的裝飾題材內容和別致的裝飾構圖手法來看，都是典型的中西文化交融的合璧之作，這是「廣彩」瓷器風格的基本特點。

廣彩瓷器的裝飾題材，內容十分廣泛，人物故事、花鳥魚蟲、山水風景、仿古圖案等常見的中國題材無所不有，這些題材都富有吉祥寓意，也是符合西方人的習俗的，如蝴蝶象徵快樂、夏天和夫妻幸福；松樹象徵長壽和繁榮，也象徵在逆境中不改忠心的品質；孔雀象徵美麗和尊嚴；劍象徵智慧、尋求真理和對邪惡的降服；牡丹象徵財富、榮譽、美貌、溫柔、健康和好運；岩石象徵長壽和堅忍不拔等等。同時，為投西方人喜好，滿足外銷市場需要，根據外商訂貨要求，仿照西方藝術形式，繪製外商提供的西方人物故事、風景圖案、外國商標及紀念性紋樣，或者是完全按照外商提供的造型和圖樣生產或繪製，如模仿歐洲神話的版畫、甲胄紋章等，圖案裝飾性強，豐滿緊湊，這是「廣彩」選材的顯著特點。

正面

外銷法國的圖示

一位金髮歐洲婦女哺乳圖

背景是美麗的山水

中西合併的藝術

蓋子

法國婦女

談到廣瓷

就要談到廣州十三行

廣州十三行，又稱廣東十三行、十三洋行、是清朝在廣州設立的對外貿易特區內的十三家牙行商人：

伍秉鑒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易元昌的學泰行，商名昆官，
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後來，這地區稱為「十三行街」，「洋貨行」、「洋行」成為外貿商行的通稱。十三行街在今廣州市荔灣區沙基(即文化公園)附近｡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康熙批准外商在粵海關（廣州）、閩海關（廈門福州）、浙海關（寧波）、江海關（松江）四個口岸經商，當時，國內外運到廣東海口的商貨很多，行商卻很少。1686年洋商獲准在廣州市珠江口的一個街區居住和經商。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朝下令鎖國，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不得在中國其他地方經商。廣州的洋行集中在離珠江約三百尺的十三行街。在廣州立洋行的包括花旗國（美國）、紅毛國（英國）、雙鷹國（奧地利帝國）、單鷹國（德意志）、黃旗國（丹麥）、法蘭西、瑞典、葡萄牙等國商人。十三洋行區除洋商、十三行外，還有官辦的商行。

歷史

「十三行」之名是沿襲明代的舊稱，「萬曆以後，廣東有所謂『三十六行』者出，代市舶提舉盤驗納稅，是為『十三行』之權輿」，當時的商行時有增減，康熙年間只有「行口數家」，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行商發展到十六家，在廣東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壟斷性的「公行」。乾隆十六年（1751年）則有洋行26家，所以廣東十三行只是形容最興盛的十三家。十三行以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貿易對象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乾隆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其間又出現一批豪商巨富，如盧觀恆、潘振承、潘有度、伍秉鑒、葉上林等人，最著名的是廣東南海縣富商伍秉鑒經營的怡和行，伍秉鑒家族則坐擁2600萬銀元（50億人民幣），是當年的世界十大首富之一。矗立於珠江岸邊的伍家豪宅，與《紅樓夢》的大觀園媲美。廣州十三行成為有清一代與兩淮鹽商、山西晉商三強並立的行商集團。

十三行早期的貿易對象，有荷蘭、英國、丹麥、西班牙等西歐國家。外商洋行受嚴格限制，例如：外商與中國官府交涉，必須由十三行作中介，外商不得在廣東省住冬，番婦不得來廣州，外商不得坐轎，外商不得學漢文等。因官辦的商行，諸多舞弊，而十三行價格統一，貨不攙假，不欺詐，有良好商業信用，外商要中國商人代辦手續，多通過十三行。美國商人亨特《廣州番鬼錄》中說：「由於與被指定同我們做生意的中國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們眾所周知的誠實，都使我們形成一種對人身和財產的絕對安全感。」十三行壟斷了對外貿易，富甲一方。屈大均有詩云：「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

十三洋行建築，多為三層樓結構，底層作貨倉，二三層作漂亮公寓。十三洋行建築華麗，宛如西洋畫。十三洋行建築中，最有名的是「碧堂」，（清）李斗著《揚州畫舫錄》記述：「蓋西洋人好碧，廣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聯房廣廈，蔽日透月為工」。揚州四橋煙雨中的澄碧堂就是仿效廣州十三行碧堂建築形式而建造的。

十三洋行區不但是外商在華的經商基地，還是基督宗教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的進駐地。蘇格蘭傳教士馬禮遜曾駐廣州，任洋行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

衰落

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大火，有四千萬兩白銀化為烏有，史稱「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

許多行商在清廷的壓榨下紛紛破產，1773年至1832年廣東商行總共向吏部捐輸3,950,000兩。在鴉片戰爭後，道光二十三年伍秉鑒曾獨自承擔《南京條約》中外債300萬銀元中的100萬。隨着《南京條約》簽訂後的五口通商，道光二十三年七月初一（1843年7月27日）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廣東喪失了在外貿方面的優勢，廣東十三行的輝煌時代也隨之結束。

咸豐六年（1856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爆發，英軍炮轟廣州城。12月15日，城內市民憤怒燒燬十三行街，建物徹底化為灰燼，史稱「西關大火」「火燒十三行」。

十三行所在的十三行路如今是服裝批發一條街，主要經營女裝成衣批發(新中國大廈、美衣城、紅遍天等)，亦有經營男裝成衣批發。以十三行路為中心的故衣街、十三行豆欄上街、和平東路服裝商場（市場）環繞成的物流商業圈，已經成為廣州歷史最長的服裝批發集散地。

評價

十三行商是擁有壟斷中外貿易特權的商業組織，也是清政府與外商之間的媒介，兼有外交職責。清朝統治者授予行商以外貿特權，但也從他們身上取得更多的財富，每年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和粵海關監督進獻各種珠寶珍玩，如鐘錶、花瓶、琺琅器皿、雕牙器皿、日規等，「俱令洋行採辦物件，賠墊價值」，最後都是由十三行付現，「積習相沿，商人遂形苦累」。[fact|也有不少用在軍費之上，例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清廷為鎮壓台灣林爽文起義，令行商捐輸三十萬兩。]

嘉慶末年，伍秉鑑包庇外商走私鴉片，中國的白銀從流入變為流出。道光二年（1822年）監察御史黃中模在奏疏中指出：「聞邇來洋商與外夷勾通，販賣鴉片煙，海關利其重稅，遂為隱忍不發，以致鴉片煙流傳甚廣，耗財傷生，莫此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