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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
清末一位熱血....行刑前留下的絕唱
生命的意義...在於
不枉此生
譚嗣同（1865—1898），漢族，湖南瀏陽人，是中國近代資產階級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維新志士。他主張中國要強盛，隻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擧、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寫文章抨擊清政府的賣國投降政策。1898年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三十三歲，爲世稱“戊戌六君子”之一。
個人簡介
譚嗣同，字複生，號壯飛，又號華相眾生、東海褰冥氏、廖天一閣主等
出生日期：1865年3月10日
犧牲日期：1898年9月28日
民族：漢族
祖籍：湖南瀏陽
故居：湖南省瀏陽市大夫第
出生：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
父親：清末湖北巡撫譚繼洵
母親：徐五緣
其他：善文章，好任俠，長於劍術。
北京半截胡同41號的瀏陽會館（莽蒼蒼齋）是他在朝爲官時的故居，也是在這里被清政府逮捕。
著名維新派人物，戊戌六君子之一。1898年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後，於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並稱“戊戌六君子”。
代表著作《仁學》，後人將其著作編爲《譚嗣同全集》。
其候刑時，曾有一首題壁詩：“望門投止憐張儉，直諫陳書愧杜根。手擲歐刀仰天笑, 留將公罪後人論。”後來此詩被梁啟超看到後，知道這個是譚嗣同在諷刺自己，所以梁啟超將其篡改，變成：“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爲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爲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游曆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爲蒐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
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爲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擧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擧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爲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爲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爲“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爲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贼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複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爲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擧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擧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颺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颺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爲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爲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爲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
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隻是太後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後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擧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後。21日，西太後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爲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贼，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舍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挽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爲《譚嗣同全集》。
譚嗣同的父親譚繼洵曾任清政府戶部郎中、甘肅道台、湖北巡撫等職。生母徐氏出身貧寒，作風勤樸，督促譚嗣同刻苦學習。10歲時，嗣同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爲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爲生死不渝的摯友。
1877年，在瀏陽，他又師塗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後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他離家出走，游曆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陝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勞動人民反封建鬥爭精神的濡染，開闊了他的視野，使他的思想富於鬥爭性。1888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爲蒐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由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妥協退讓。
中國戰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1895年5月2日，康有爲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擧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着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擧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爲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7年夏秋間，寫成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他認爲物質性的“以太”是世界萬物存在的基礎，世界萬物處於不斷運動變化之中，而變化的根源在於事物的“好惡攻取”、“異同生克”。他把“以太”的精神表現規定爲“仁”，而“仁”的内容是“通”，“通之象爲平等”，“仁――通――平等”是萬物的發展法則，是不可抗拒的規律。他在這部著作中，憤怒地抨擊了封建君主專制所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壓抑。指出，封建綱常禮義完全是那些獨夫民贼用作統治的工具，特别是君臣一倫，更是“黑暗否塞、無複人理”。因此，對於那些昏暴的專制君主，不僅可以不爲其盡忠死節，而且可以“人人得而戮之”。1898年初，接受了傾向維新的湖南巡撫陳寶箴的邀請，回到湖南協助擧辦新政。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擧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颺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颺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
1898年3月，他又與唐才常等人創建了維新團體南學會。南學會以聯合南方各省維新力量，講求愛國之理和救亡之法爲宗旨，“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爲了加強變法理論的宣傳，他還創辦了《湘報》，作爲南學會的機關報，由他任主筆。由於對湖南新政的盡力，使他以“新政人才”而聞名。光緒《明定國是詔》後
不久，就有人向光緒帝推薦譚嗣同，光緒帝同意召見。8月21日，他抵北京。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他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參預新政。次日，光緒又召見他，表示自己是願意變法的，隻是太後和守舊大臣阻撓而無可奈何，並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他參政時，維新派與頑固派的鬥爭已是劍拔弩張。慈禧太後等人早有密謀，要在10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擧撲滅新政。9月18日，譚嗣同夜訪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後率兵入京。袁世凱於20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後。21日，西太後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他聽到政變消息後並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於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後一次反抗。譚嗣同把自己的書信、文稿交給梁啟超，要他東渡日本避難，並慷慨地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日本使館曾派人與他聯繫，表示可以爲他提供“保護”，他毅然回絕，並對來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在獄中，意態從容，鎮定自若，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崙”。9月28日，他與其他5位志士英勇就義於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當他們被殺時，刑場上觀看者上萬人。他神色不變，臨終時還大聲說：“有心殺贼，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充分表現了一位愛國志士舍身報國的英雄氣概。1899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墓前華表上挽聯寫道：“亙古不磨，片石蒼茫立天地；一巒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濤。”其著作編爲《譚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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